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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网摘站:怀念母亲

  

  周敦颐以一篇《爱莲说》留下了关于莲花的千古绝唱,朱自清更是以《荷塘月色》的低吟,让荷花与月色成为永远的恋歌。莲,这种生长于池塘沼泽的普通植物,美丽了多少艺术大师的笔墨,丰富了多少文人骚客的想象!  

  我爱莲,不仅仅因为她被古今艺术大师们反复赞叹,不仅仅因为她被赋予某种宗教和哲学的内涵;我爱莲,是因为“莲”是我母亲的名字,是母亲身上所表现出的美的品质,使得莲花成为我心中爱与美的象征。  

  母亲,正如她“莲”的名字,处处表现出朴素、和蔼、慈祥、淑洁的风韵。母亲的一生,就像一枝如火的莲花,无私奉献着璀璨的美丽;就像一朵如莲的火焰,毫无保留地燃烧着平凡的生命,温暖着家庭和她身边的每一个人!  

  1  

  我的降生,曾经给父母带来怎样的欢喜?  

  1957年隆冬那个寒冷的早晨,伴随着这个城市有史以来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通车的锣鼓和礼炮,我来到了人世间。母亲忍着阵阵剧痛,以虚弱的身体点燃我的生命之火。我时常想象母亲那绽放在痛苦中的微笑是什么样子。自从母亲给了我生命之后,她的恬淡慈善的微笑就始终陪伴着我,母亲的笑容很美很美,胜似蒙娜丽莎的微笑。  

  在我两岁的时候,一次持续不退的高烧之后,一种被称作“脊椎灰质骨炎”的疾病在一夜之间夺去了我行走的能力,我的四肢忽然变得绵软无力,不能动弹。当时父母尚很年轻,没有多少生活阅历,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束手无策。母亲抱着郁郁不乐的我失声痛哭,并找到给我打针的医生和幼儿园的阿姨,要她们偿还一个健康的儿子。哭过、闹过之后,疲惫而憔悴不堪的母亲开始背着我风里来雨里去地四处求医。  

  父母都是一家国营电厂的职工,为了给我治腿,他们时常请假。只要是听说哪里的医生能治疗此病,不论路程多远,父母都要背着我前去诊治。那些日子,父母抱着我走遍了省内外所有知名的医院,遍访了听说到的民间郎中,甚至冒着上当受骗的风险求助于江湖游医。父母那微薄的工资收入全部用在了给我治腿之上。为了省钱,他们常常宁愿抱着我步行几十里,也不肯乘坐公交车,在路上饿了连个烧饼都舍不得买了吃。记得有一次,天刚蒙蒙亮,母亲背着我顶着严冬的寒风赶往郊外一家诊所去看病。我们都没有吃早餐,途中我看见路旁小餐馆里刚刚出笼冒着热气的白花花的包子,哭闹着要吃。我们走进小店,母亲犹豫了好一会儿,最后只买了一个包子。母亲将包子放到我手里,又背着我赶路。我拿着热乎乎的肉包子,正要送进口里,突然窜过来一个蓬头垢面的“叫花子”,一把抢过我手里的包子,飞快地塞到他的嘴中。我惊恐地哭叫着,母亲望着渐渐走远的乞丐,眼眶里分明噙着泪水,但她拍了拍我的背,微笑地说:“算了,别哭,看完病妈妈再给你买。”  

 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许多单位精减人员,电厂的领导问我母亲是去还是留,母亲未作任何思考地选择了放弃工作,从此她全身心地倾注到为我治腿的求医之中。  

  我的漫长求医之旅,直到我25岁结婚才告结束。我的残腿经历了大小十余次的手术,最终还是未能治愈。然而,我的父母为此忍受了多少艰辛和苦难呵!母亲为我失去了工作,为我耗尽了美好年华,甚至付出了整个的生命!  

  2  

  尽管我身体残疾,父母还是没有忘记让我上学求知,当我达到入学年龄时,母亲就送我到电厂子弟小学报名。开始时,接受新生报名的老师看见我身体残疾的样子,皱眉摇头地拒绝我入学。母亲找到学校领导,说了很多好话。彭孟君老师听说了我的情况,主动对校长说,这个孩子我收下了。在通过了从1数到100的入学测试之后,我成了彭老师班上一名正式学生。那一刻,母亲和我的脸上都露出了如花的笑容,似乎天空也格外地开朗了起来,眼前一片灿烂的阳光,我感到心里好舒畅,好舒畅。  

  上学了,父母继续寻找一切机会给我治腿,这样一来,难免要耽误不少功课。每到考试之前,彭老师总要利用课余时间为我“开小灶”补课,正是她耐心细致的辅导和热心鼓励,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全班优秀行列。  

  我之所以最终成就自己的作家梦,除了童年苦难的经历,除了父母的无私疼爱,还得益于我生命中遇到的那些善良的尊长、老师和朋友,是他们的关爱、鼓励与支持,使我有勇气直面命运,一步一步走出快乐的人生之路。  

  3  

  肢体残疾人都有这样的体验:每当天气变冷的时候,残肢就会冻得冰冷麻木,进而生出冻疮来,溃烂难愈。上学之前,到了冬天母亲总是让我坐在火炉前让患肢得到温暖,所以我的脚基本上没生过冻疮。上学后,坐在冰冷的教室里,残肢得不到温暖,一天下来整个下肢冻得彤红,毫无知觉。回到家里,母亲第一件事就是用温水给我烫脚。如果一时炉火未燃起,没有热水,母亲就将我的患肢裹在她胸前的棉袄里,用自己的体热温暖我的残肢。我[靠]在母亲的怀中,享受着温馨、博大的母爱,对她说起学校的事情,听她轻轻吟唱着童谣。  

  有一个冬天,早上出门时天气还不怎么冷,可到了下午,突然刮起了北风,气温骤然冷了许多,衣裳单薄的人被冻得全身发抖。我忍着寒冷听老师讲课。老师讲着讲着停了下来,我顺着老师的目光望向教室的窗外,惊喜地看见我的母亲手里抱着我的棉衣和一只红色的橡胶热水袋,站在窗前对我微笑着。我的心里猛然涌起一阵温暖的激流。母亲给我穿上棉袄,将热水袋放在我的患腿上,然后站在寒风瑟瑟的教室外等到我下课。当我走出教室,母亲接过我的书包,我们一起回家。我望着母亲微笑的面容,心里暖融融的。  

  4  

  那时我们住在电厂的家属区,一色的红砖红瓦平房,邻居们都相处得友善。家属区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更是玩得火热,经常是一拔一拔地走东家窜西家,在一起难免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。我家屋后是一个小山坡,山上是邻居们自己开挖出来的菜地,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。有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跑到山上去捉迷藏,有时就在山上抓蚂蚱,或在堑壕里搭草棚,那是孩子们的天堂。  

  有一回,我们玩过捉迷藏的游戏就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“揠苗助长”活动,用手将山上菜地里的蔬菜都往上拔起一些,让它们“长”得高一点。我们欣赏了一番自己的“杰作”,玩起别的游戏。黄昏之时,玩兴已尽的我们乐滋滋地回到家里,却早有一把粗大的竹枝在等着我们——大人们发现自己的蔬菜一下子成了奄奄耷耷的样子,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是我们干的,于是告状,咒骂,一时间,家属区内哭喊之声四起。也许是我脸上沾满了花里乎俏的泥土和汗迹,显得有些滑稽可笑,当我跨进家门的时候,本来是板着面孔的母亲微微牵动了一下嘴角,露出想笑又不笑的样子。但她很快敛住了那一抹似笑非笑的面容,恢复先前的严肃,一把将我扯过去,让我双膝跪在一块搓衣板的齿面上,直到我作出不再参与那些破坏活动的保证。  

  到了晚上,母亲撩起我的裤脚,轻轻抚摸着我跪得发红的膝盖,心疼地对我说:“孩子,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,再不能像他们那样去野了。你一定要好好读书,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!”我仰脸看见母亲眼眶里闪动的泪水,明白自己的行为伤了母亲的心,便羞愧地低下了头,将母亲的话深深记在了心里。  

  5  

  因为有三个儿子,母亲又没有工作,全家人的生活只能依靠父亲一人那很少的一点工资来维持,生活过得非常艰难;母亲像一名技艺高超的魔术师,精打细算地安排着家里的一切用度,使我们清贫的生活井井有条。  

  母亲原本不会理发,为了节省家中四个男性成员的理发费用,她大胆地操起裁布料的剪子,给我们剪发。开始时剪得不怎么好,邻居和同学们看到我们不伦不类的头发,纷纷取笑,至使我们一度哭闹着不让母亲剪发。父亲更是大发脾气,为理发的事儿同母亲吵过不少架。但是母亲仍然以她的韧性在我们头上试手,还特意到理发店去偷偷学习理发师的技法。没用多长时间,母亲就掌握了其中的窍门,理发技术越来越好。后来,母亲理发的名声不迳而走,她不但为我们家中几个成员理发,周围的邻居、附近的熟人、父亲的同事、我们兄弟几个的同学,都来找我母亲理发。母亲总是笑容满面地答应每一个人的要求,有时理发的人一来就是好几个,母亲就顾不上吃饭,宁愿自己饿肚子,也不让别人等得太久。当然,母亲给别人理发都是义务的。那时候,我们家的阶檐下总有着不绝于耳的欢笑声。每次理完发,母亲一面打扫地上的毛发,脸上荡漾着欣慰满足的笑容。  

  6  

  那一年秋天,因为父亲所谓隐瞒家庭成份的问题,我们全家被父亲单位用枪押着遣送到老家乡下接受监督劳动。可是故乡的乡亲们并不认为我父亲隐瞒了成份,几个月后的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,他们用一艘木船将我们一家又送回了城里。父亲的单位依然坚持原来的决定,认定我父亲是富农分子回来翻案,他们向门卫人员打招呼,不准我们进入厂内,并将我们的家具扔到河滩上。我们像流浪者一样无处安顿,最后只好在厂外围墙旁一间废弃的破茅厕里聊以栖身。  

  全家已不剩分文。我们白天跟着父母到市里有关部门上访,晚上回到河边那间破茅厕里,熬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夜晚。乡亲们送的一点粮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偷去了,做饭的铁锅也不见了踪影。我们全部的家当就剩下几件破旧笨重的木器,几个陶罐和一只乡下带来的老南瓜。奔走了一天之后,我们精疲力竭、饥寒交迫,吵着肚子饿,要吃饭。母亲并没有对我们发脾气,尽管她跟父亲心里都承受着最大的痛苦和忧郁。母亲时常强作笑脸地安慰我们:“别哭,好日子一定会来的!”在她的眼睛里不只有哀伤,更闪烁出一种希望与自信的光芒。  

  见儿子们哭着要吃饭,母亲抱起那只唯一的南瓜愣了半晌,既没有切菜的刀,又没有煮饭的锅,真不知如何是好呢!我们一面抽泣,一面眼巴巴地瞅着母亲。只见母亲笑了笑说:“有办法了。”话音刚落,她已将手中的南瓜砸在了地上。母亲将四分五裂的南瓜拣起来洗净,盛在一只陶罐里,用破砖块在围墙下磊起一个炉灶,从河岸上拾来一些干树枝,再把装满水和南瓜块的陶罐置在砖块上,点着火,为我们煮了一顿没有任何油盐佐料的南瓜羹。饿极了的我们却吃得格外香甜。母亲默默地望着我们,用手悄悄摸着眼泪。  

  7  

  最令我难忘和愧疚的是,那年我与弟弟打架误伤了母亲。  

  在那个因无知而不懂事的年龄,我们兄弟间常为了一些芝麻蒜皮的事情吵架打斗,每当此时,母亲总是偏向我,护着我。  

  一个秋天的下午,我接受患腿矫形手术后不久,正在屋里作功能恢复锻炼,弟弟见了就讥笑地说:“你这腿还有什么治的,家里的钱都给你花光了。”弟弟的刺激自然令我难受和气恼,于是我当即与他争吵了起来。母亲当时在屋外清扫坪里的落叶,听见屋里的吵闹声,丢下扫帚跑了进来。母亲隔在我和弟弟中间,推着弟弟往门外走,就在这时候,我顺手举起身边的木拐杖,用力向弟弟掷过去。可是,飞出去的拐杖并没有打到弟弟身上,却击中了母亲的头部。母亲松开弟弟,用手按住伤处,蹲了下去。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,怔怔地望着母亲。母亲慢慢站起来,她的额角上出现一块渗血的伤痕。母亲怒骂着弟弟,将他推到门外去了。  

  我寻出紫药水给母亲涂抹伤口,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我今生无法原谅自己愚蛮无知给母亲造成的伤害。是呵,我的残疾已经在母亲和家人的心口留下了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,她与我一样,为此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,现在我却又亲手施加给母亲这样的打击,这不是在她原有的伤口上再刺一刀吗?这哪里是人做的事情!  

  深深的自责使我萌生出独立生活的念头,第二天,我悄然卷起一床单薄的铺盖,搬到自己的单位,在一间阴暗的破工棚里住了下来。  

  可是,我的搬出非但没有减轻母亲的压力,反而让她多了一份牵挂与忧虑。母亲整日为我的生活担心,茶饭不思,坐卧不安,三天两头打发弟弟来看我,又是送衣被,又是送吃的。母亲得知我是住在屋顶漏雨、四面透风的破工棚里,让弟弟陪着跑到我的单位,不容分说地将我的铺盖搬了回去。直到我结婚,单位分到新房后,我才离开父母,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。  

  8  

  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外出打工的人潮,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,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,我也决定离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市属企业,南下深圳去寻找一片展示才华的广阔天地。  

  动身前夕,我到父母家向他们告别。母亲一再劝我不要出去,她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身体残疾,外面的工作不好找,还是守着眼下的单位靠得住,好赖有口饭吃就行了。”我默默地摇着头。  

  见我决心已定,母亲叹了一口气,眼含泪水,满心忧虑地嘱咐我:“一人在外,要学会照顾好自己。没找到工作就马上回来。”临出门时,母亲拉住我,硬将一张佰元纸币塞到我的衣袋里。我一阵心酸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只是握了握母亲的手,匆匆地往前走去。当我回过头时,看见母亲站在门前的台阶上,灰白的发丝在风中抖动着,刻满皱纹的脸因忧郁而逾显苍老。  

  那一刻,我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,心里难过极了。在那一瞬之间,我忽然有些动摇,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。对于年迈的父母,我究竟做了些什么?他们为儿女操了多少心,还要操多少心呢?我不仅不能减轻他们的负担,却时常加给他们新的忧虑……  

  9  

  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,我在深圳很快就找到了工作,并一干就是数年。深圳的天空让我体会了自由飞翔的滋味。然而,在我寻求自我价值的背后,却是故乡亲人的无限牵挂与思念。  

  母亲始终在为我担忧,不论我在电话中怎样安慰她,她就是放心不下,逢人就说她的残疾儿子孤身一人在外打工,不知要吃多少苦头。我偶尔回家探视父母,听人说起父母对我的担忧,我还在心里笑他们这种操心纯属多余。可谁曾想到,有父母牵挂的日子是多么的幸福,父母的牵挂是多么的珍贵,而且有父母牵挂的日子在悄悄地一天少于一天呵!  

  2001年8月21日下午,我正在深圳大学内我的办公室里工作,突然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,告诉我一个惊天动地的悲痛消息:饱经风霜的亲爱的母亲,于当天上午不幸去世了!  

  听到这个噩耗,我的天空整个地坍塌了下来。我痛苦地伏在电脑桌上伤心恸哭,内心充满无限悲哀。妻子说,母亲走得很平静。但我知道,母亲至死都是在担心着我的。  

  母亲离开了我们,而令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是,母亲走时,我却没有在她的身边,我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,这是命运对我又一次深重的惩罚吗?  

  等我赶回家的时候,母亲已安然躺在水晶棺里,嘴角似乎挂着慈爱的笑容。  

  出殡那天,我们在母亲的墓前点燃了纸扎的莲花,那莲花在火焰中绽放,像仙鹤,又像彩云,它伴陪着母亲的英魂,直上九重天堂。  

  母亲的去世,让我永远失去了孝敬她老人家的机会,而留给我的是如山的伤痛,如海的忧思。如今,我只能在回想中寻回那过去了的关于母亲的点点滴滴难忘的记忆……  

  母亲仿佛如生前一样地站在故居的屋门旁,默默地注视着我,她那含笑的眼里是对我无限的疼爱,无限的期望!    

  2006/12/3子夜于绿云轩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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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以此功德,庄严佛净土。上报四重恩,下救三道苦。惟愿见闻者,悉发菩提心。在世富贵全,往生极乐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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